中外语言学史资料 7页

《方言》全名《適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西汉扬雄撰，今存13卷，见东晋郭璞《方言注》(涵芬楼四部丛刊本)。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扬雄的老师严君平收集了1000多字，扬雄的亲戚也有了解。扬雄对此很感兴趣，自己有搜集整理了很长时间，经过27年，写成了这部9000字的书（今本为12000字，为后人增补）。时人赞叹说《方言》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方言》一书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又是著名语言学家。《方言》不仅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一部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域，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在《方言》尚未完全成书之时，与扬雄相识的张伯松（西汉张敞之孙）就盛赞它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扬雄答刘歆书》）扬雄虽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的编撰者，但方言调查的做法，在周秦时代就已存在了。扬雄给刘歆的信，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8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车輶（yóu）车（一种轻便的车子）的使者到中国各地调查方言、习俗、民歌民谣。扬雄和应劭称这种人叫“輶輶轩之使”，也就是“輶轩使者”的意思。周王朝的这种做法，本身虽不属于语言科学研究的范畴，它的目的正如东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说：“以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通过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这是当时方言调查的目的。汉朝官方有无此种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刘歆给扬雄的信中说：“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的回信也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是西汉时人，这起码说明，方言调查在汉代可能也是皇帝所关心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种通过輶轩使者调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随着周秦王朝的败亡，可能也就成了王朝书库中的尘封散乱之物，西汉前期并未见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扬雄提到成都的严君平和临邛的林闾翁孺（“林闾”是复姓）“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而这两个人不仅与扬雄是同乡，且又都是扬的老师，林闾翁孺与扬雄还有亲戚关系。但他们二人掌握的材料并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许正是这种种关系和他们所见到的材料和拟就的“梗概”，启发了扬雄研究方言的兴趣；而扬雄本人又曾在汉成帝时“得观书于石室”（皇家藏书之处），并校书于天禄阁。方言调查的传统和调查所得材料的遗存，应当视为扬雄编撰《方言》的引发契机和初步基础。所谓“輶轩使者绝代语释”，所指应当是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的释义，就是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则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时代各地方言的意思。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此书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了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依何九盈先生说，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不过，“绝代语”和“方言”\n这两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某一个词儿上，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书中明言地域区划的，当然是该地的方言；至于“绝代语”在扬雄时代也许是较易辩识的，今天则不易分辨出来了。扬雄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据东汉许慎说，汉平帝曾召集百余名学者到未央宫讲解文字，扬雄根据会议材料，采以作《训纂篇》。《汉书》本传记载他曾教授刘歆之子刘棻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体奇异者。语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为他撰写《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扬雄大约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在给刘歆的信里扬雄说，在长安时，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这样的实际调查工作，一直进行了27年之久。扬雄71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扬雄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后代学者为《方言》作注疏的著作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言注》、《方言疏证》和《方言笺疏》等。《方言》一书所涉及的方言区域，东起齐鲁，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西南至梁、益、蜀、汉，中原地区则几近包罗无余。由此可以考见汉代方言分布的大致区域，绘制出大致的方言地图。《方言》还为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情况的资料。《方言》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方言》一书的价值更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中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他的语言学的代表作——《方言》，也正是模仿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写成的。《尔雅》和《方言》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尔雅》除了诠释“古今异言”之外，还搜集了大量的“方俗殊语”；而《方言》也同样是诠释“别国方言”和“绝代语释”。不过，这两部书编辑体例虽然各异，但它们都是按照词义不同来归类的。其不同点主要有二：第一，《尔雅》的内容主要是“古今异言/以今言释古言；而《方言》的内容则主要是以通语释方言。这两部书若能互相配合使用，那就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n《方言》是扬雄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说，扬雄治《方言》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凡九千字”，共十五卷。我们所能见到的今本《方言》是晋代郭璞的注本，只有十三卷。‘’至于字数，据清代学者戴震的统计却有11900百多字，比应劭所见的本子多出了将近三千字，可见这些字均为郭氏以前的学者所增。扬雄死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方言》当在此年脱稿，由此可以想见，扬雄也很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编完全书就离开了人世。《方言》所记载的方言殊语所属的区域极为广阔：北起燕赵（今辽宁、河北一带），南至沅湘九嶷（今湖南一带）；西起秦陇凉州（今陕西、甘肃一带），东至东齐海岱（今山东、河北一带）。甚至连朝鲜北部的方言也均有所搜集。“它是开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对象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对象的”，真可谓“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罗常培：《方言校笺及通检•序》）我看罗先生的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方言》的释词体例大致与《尔雅》相似，它虽然没有象《尔雅》那样明确地标明门类，但也基本上采用分类编次法。比如第八卷是诠释与动物有关的词：虎、獾、鸡、猪等等。第九卷是诠释与器物有关的词：戟、矛、箭、剑、盾等等。第十一卷也基本上诠释与虫豸有关的词：蜻蛉、蝗螂、蚍蜉、蟒等等。其方式是：先举出一个词语来，然后说明“某地谓之某”，或“某地某地之间谓之某”。比如卷十一释“蝉”的一条说：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其大者谓之，或谓之蝒马；其小者谓之麦蚻，有文者谓之蜻蜻，……大而黑者谓之（音栈），黑而赤者谓之霓……。这不仅把蝉的异地异名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把蝉因大小、颜色不同，其称呼也各异的情况，讲得明明白白。比如我们读孟郊的《征蜀联句》：“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蚻（Zhá札）。”这个“蚻”字一查《方言》就解决了，是指小的蝉而言。这就比《尔雅》那种只用一个词来解释几个乃至于几十个同义词要精密而准确得多。就《方言》记载的内容看，也还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冲破了区域限制制的普通话。\n《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这本书还没有问世的时候，就有人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历史证明，这个评价不算过分。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1）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性方言词汇调查的一本书。（2）扬雄对方言区的划分方法，即使今天也有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对方言区的划分，与当时的地理形势和行政区域密切相关，大致有三类：▲大方言区。以关（函谷关）、山（崤山或华山）、河（黄河）、江（长江）为界。书中所说的“自关而东”、“自关而西”、“自山而东”、“自山而西”、“自河而北”、“自江而北”，这都是大方言区。▲次方言区。有以古国为界线的，如秦、晋、赵、魏、燕、郑、宋、齐、鲁、陈、楚、吴等；也有以州郡为界线的，如青、幽、雍、梁、益、荆、扬、蜀、凉州等。▲小方言区。以河流为界，如淮、泗、沅、澧、湘等，也有以古地名为界的，如洛、郢、湘潭等。扬雄的调查是以单个的方言词为对象的，而不是以每个方言点作为对象。因此他的方言区域的划分是依词而定的，这样方言分界线很复杂，但基本面貌还是能看得出来的。（3）《方言》为我们了解汉代普通话的词汇提供了重要依据。扬雄明确提出了“通语”（又叫“凡语”、“通名”）这个概念。书中标明为“通语”或“凡语”的有二三十处。如：娥㜲，好也……好，其通语也。嫁逝徂适：往也……往，凡语也。悼惄悴慭（yin4）：伤也。自关而东汝颍陈楚之间通语也。那些没有注明为通语的解释词，同样具有通语的性质。扬雄所说的“通语”有两个含义：一是不属于某一方言区的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如上前两例；二是某一方言区的共同语，如上例3。（4）是沟通古今词汇的桥梁。\n从《方言》中，上可以了解先秦古词，下可以用来研究现代词汇。书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些词条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别国方言”和“绝代语”。“绝代”就是远代的意思。如：众信曰谅，周南、召南、卫之语也。这就是说，“谅”字当“众信”讲，就是“信实、诚实”的意思，通行于周卫之间，本来是《周南》《召南》《卫风》的话。的确，《诗经》中有“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话，可以为证，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妈呀，我的天哪！不相信人家呀。原指少女因爱情得不到相信而发出的概叹，后泛指得不到尊长的体谅。实际上，古语与方言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有三种情况：①各地的方言，由于同出一源，所以语音有着对应的规律，产生了同一个词的不同语音形式。②另有一些古代的词，它们在甲方言中保存下来，而在乙方言中消失了。③最后还有一类词，它们在古代存在过，而后来在所有的地方都消失了，这就是“绝代语”。《方言》中有一些词条的解释，也像《尔雅》一样，不说明属于哪一个区域的方言，很可能就是所谓的“绝代语”，是已经过了时的，死了词。如：露，败也。别，治也。（5）《方言》在方音研究方面的作用。《方言》不是研究方音的，可是它记载的某些词在语音上是有联系的，如果当时有了音标，这些词的语音对应关系就显示出来了。扬雄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某些方言词的区别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为“转语”。如：㷄（hui3）：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hui3）,火也”。楚国人把“火”叫做“㷄”，齐国人把“火”叫作“?”。“火”、“㷄”、“?”三个字为双声，读音接近。也就是说，“火”在楚方言里的转语是“㷄”（hui3），在齐方言里的转语是“?”（hui3）所谓“转语”是指两个词声母相同，或韵相同，或声韵相近，它们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是同一词的不同写法。“转语”跟“假借”不同，假借字只是语音相通，意义上没有联系。“转语”是语音上有联系的方言同义词。\n“扬雄《方言》与古代语言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人文学院    供稿    2007年9月21日     “扬雄《方言》与古代语言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成功召开    2007年9月14日\n至17日，由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中华书局协办的“扬雄《方言》与古代语言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会议中心召开。应邀出席研讨会的海内外老中青专家60余名，列席会议的博士、硕士研究生20余名。研讨会收到论文（包括报告提纲、论文提要）56篇，与会专家分别做了特邀报告、分组报告、大会报告，“少长咸集、气氛热烈、主题集中、成果丰硕”是这次研讨会最鲜明的特点。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唐作藩先生给研讨会发来了贺信。贺信认为：“扬雄《方言》是中国古代语言学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不仅是一部调查研究方言的专著，也涉及古代文字、音韵、训诂、方言与共同语乃至少数民族语言诸多方面的问题，并将当时活的语言和绝代语释（古代语词）相结合以进行方言研究，方法科学，内容丰富。”贺信鼓励说：“这次专题研讨会必将进一步推动对《方言》这一不朽著作的深入研究，继承和弘扬以扬雄《方言》等为代表的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以促进现代语言学的健康发展。”郭锡良教授、王宁教授、董琨教授、李玲璞教授、吴金华教授等在开幕式上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意味深长的致辞。围绕扬雄《方言》、古代语言学文献和汉语言文字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包括方法论问题和某些热点问题，郭锡良、王宁、李玲璞、吴金华等先生应邀在开幕式之后做了学术讲演。    这次研讨会论文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方言》本体以及后世注家辞书类书等所引《方言》的研究。这类论文有12篇，重视考据、资料翔实、篇篇可见新见，其中从汉简、《尚书》和字际关系的角度切入的几篇论文视角独特、富有启发。二是关于《方言》的校勘注释研究。这类论文10篇，其中7篇是对新出校注本的评论，这些论文一致肯定了华学诚新出《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在总结《方言》历代校释成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并对华著在校勘、注释上所进行的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华著需要修订的一些问题。三是关于《方言》与汉语史研究。这类论文有9篇，分别从现代汉语方言、汉语史、俗语词、地理信息系统、大型字书疑难字考释、楚简等各个方面论述了扬雄《方言》的价值和作用，从这么广阔的学术视野来审视并发掘《方言》的现代学术意义是前所未有的。四是关于古代语言学其他专书和语言文字现象研究。这类论文有21篇，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重视文献考察的，也有侧重理论思考的，既有微观深入研究的，也有宏观提出理论命题的，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专家们在汉语史研究课题中对理论的思考和方法的探索。    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编审看望了部分与会专家并委托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华学诚教授主持了开幕式、闭幕式，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张维佳教授为研讨会做了总结。《方言》一书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又是著名语言学家。《方言》不仅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一部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域，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在《方言》尚未完全成书之时，与扬雄相识的张伯松（西汉张敞之扬雄还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据东汉许慎说，汉平帝曾召集百余名学者到未央宫讲解文字，扬雄根据会议材料，采以作《训纂篇》。《汉书》本传记载他曾教授刘歆之子刘棻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体奇异者。语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为他撰写《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扬雄大约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在给刘歆的信里扬雄说，在长安时，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这样的实际调查工作，一直进行了27年之久。扬雄71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扬雄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方言》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情况的资料。尤为重要的是，《方言》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方言》一书的价值更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在方言词汇、方言语音调查的规模和记录手段、工具都已远胜古人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铭记扬雄握笔携绢，口问手写，孜孜不倦的开创之功。《方言》作为"悬诸日月而不刊之书"，在中国语言学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应当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