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应该加入“六礼”制度 7页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应该加入“六礼”制度　　“六礼”制度起源于我国的西周时期，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并沿袭至今。“六礼”制度自近代由于受到婚姻自由的民主思想的冲击以及其他国家婚姻家庭立法的影响，其在我国的影响力日益缩小，官方对其重视程度也日益减弱。然而，“六礼”制度作为一种广泛适用并约定俗成的民事习惯，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但是由于现今我国的历次婚姻立法均没有对“六礼”制度做出具体的规定，导致婚约彩礼民俗与现行法律法规时常发生冲突，并在实践中造成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无法可依，难以裁判的窘境。　　2016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标志着新一轮的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全面启动。在万众期盼的眼神中，民法典的“纲”——民法总则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根据“两步走”的民法典编纂思路，我们的民法典包括婚姻家庭编在内的其他各编的编纂工作也提上了日程。而在此次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如果我们仍然不对“六礼”问题进行思考与规范，势必会影响到我国新编纂的民法典的全面性、系统性与成功性。\n　　对于“六礼”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结合民俗和实践，其也需要通过法律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我们的新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不对该问题进行相应的立法规划，将必然会缩小民法典的调整范围，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一、六礼制度概述　　“六礼”制度起源于我国古代的西周时期，指的是缔结婚姻需要经过的六个程序。其实质上是士以上的婚礼，而对于不能备礼的庶人则不要求他们遵守这些礼仪。具体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方面。　　第一，纳采，又称为“采择之礼”。是指男方请媒人携礼物到女方家说媒。　　第二，问名，是在女方家答应议婚之后，男方再派媒人询问女方姓氏、身份以及生辰，并由男方回去问卜于宗庙，以求吉凶。　　第三，纳吉，即在占卜得到吉兆之后，男方家长携带礼物和定帖到女方家中说明婚事可成，求得女方的回帖，亦即通俗言之“定亲”。　　第四，納征，又称“纳币”、“纳财”，是指男方家长向女方家赠送贵重财物作为订婚的正式聘礼以表明正式缔结婚姻，这是宣告亲事已定的重要程序。　　第五，请期，是指在纳征之后，男方家长占卜吉日，与女方家确定结婚大礼的日期，然后双方即开始筹备婚礼。\n　　第六，亲迎，就是在婚礼之日由新郎于吉日亲自到女家迎娶新娘。“六礼”的程序是否具备决定着婚姻的性质，所谓“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只有当事人严格履行“六礼”步骤之后，才能符合法律规定并得到社会认可；而女方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入男方家庭才会被认可为明媒正娶的妻子，否则女方的身份仅为妾室，地位在妻子之下。　　婚姻立法在中国古代是伴随着“礼”的形成而逐步产生的。“六礼”制度的出现，作为西周时期的婚姻制度方面的一大突破，对后世的婚姻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自西周的“六礼”制度开始，历朝历代都对“六礼”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在唐代，立法者通过“唐律”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婚约的订立、形式、效力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均作了详细规定，这为后世各朝代的婚约立法奠定了基础。再如明代，基本沿袭了唐代的规定，在《大明律·户律》中对于婚约问题做了明确且详细的规定。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虽然“六礼”制度的细节问题在因时变化、因地易俗，但六礼的核心内容基本没有变化，一直是中国传统婚姻仪式的主骨架。　　二、现行婚姻立法之不足\n　　从新中国开始进行婚姻立法，便没有对“六礼”制度做出具体的规定。从体例结构上看，我国大陆地区现行的《婚姻法》共6章51条。第一章总则，规定了调整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二章结婚，第三章家庭关系，第四章离婚，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第六章附则，主要是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本法实施日及旧法的废止做出相应规定。由此可见，虽然有众多的学者专家强烈呼吁对“六礼”制度加以规范，但直到2001年4月《婚姻法》的修改，都未能引起立法部门的足够重视。更为遗憾的是，在由中国民法典研究课题组起草并出版的《中国民法典：亲属编条文建议稿》中，民法大家们也没有就这一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我们现今民法典的编纂，对于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对于这一问题则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篇第927-979条详细地规定了婚约的要件、婚约效力、解除婚约事由及方法、解除婚约的赔偿、撤销婚约的赠与物返还以及请求赔偿和返还的诉讼时效。　　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源于我们大陆地区以前苏联婚姻法律为借鉴，台湾地区则以西方法律制度尤其是德国民法典为借鉴，两者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立法理念全然不同。　　此外，我国台湾地联盟区的“民法”承继我国民国时期的民法，而民国的民法典的制定是进行了民事习惯调查的。\n　　正是由于民事习惯社会报告发现民国时期绝大多数的地区结婚仍然采取交纳彩礼订婚这种传统财婚的婚姻礼俗，因而才使彩礼作为一种民事习惯在调解民国时期的婚姻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我国大陆现行的婚姻立法以及正在制定中的民法典均没有进行全国性民事习惯调查，所以这也是我国现行婚姻立法制定不足之原因之一。　　三、引入六礼制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六礼制度特别是其中的彩礼制度，作为传统婚姻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不拘于国家立法形式，也不因为法律的规定而改变。六礼制度自动成长并壮大于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村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而然地调节着人们的婚姻生活。特别是作为传统婚姻礼仪的一种的彩礼制度不但可以丰富古人单调的生活还能增强家族内部的认同感与凝聚力。通过对民国关于彩礼社会习惯调查报告的解读，可以发现彩礼在西方外来文明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生存张力。　　同时，当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极力倡导婚姻自由的情况下，彩礼能够在国家法的框架下进行变通，与官方文书相结合，继续调节人们婚姻生活，这说明彩礼作为一种传统婚姻习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是有中国独特地域文化孕育出的制度设计。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的过程中，必须对中国的法律本土资源加以利用，注重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法律传统。\n　　据了解，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仍然将订婚视为结婚前的习惯性程序，当然，它不一定完全遵循古代的“六礼”，但送彩礼还是相当普遍的，它已成为一种民间习俗继承下来，甚至很多地方把它作为结婚前的习惯程序。比如没有经过订立婚约程序而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将被视为是违反规矩的，并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一方面，订立婚约的行为依然存在，并必然长期存在；另一方面，由婚约引起的纠纷也比较普遍。而且在精神层面，基于信仰的民俗并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或神鬼信仰，而是过去的或者长者的生活经验的结晶。　　所以，我们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之前，有必要进行全国性民事习惯调查，使得中国传统的生活习惯如我们这里提到的六礼制度与国家法律相结合，使与六礼制度有关的问题能有法可依从而更好地调节人们的生活。　　四、结语　　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编纂应该加入六礼制度”问题，反映了从我国清末以降向西方学习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外来法律资源与本国传统法律资源特别是一些习惯之间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应当仅仅将其视为单纯的规则体系，法律往往是本国历史发展的总结，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固化与规范化。六礼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承载了几千余年的历史重负，其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n　　因而，虽然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及法律应有的超前导向性上，我们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这一主张也是积极的，但是，如果盲目照搬西式法律制度并不管中国实际将其强行嵌入仍由传统主导的中国社会的某些领域，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排异现象。所以，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中加入“六礼”制度有其合理性以及必要性。　　随着民法典制定步伐的加快以及到2020年编纂完成民法典目标的确定，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相信我们的民法典要想真正得到民众的遵守与支持，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民俗调查，符合民众的生活实际。而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中加入“六礼”制度就是贯彻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也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一贯思路。一言一贯之，民法典中加入六礼制度势在必行！